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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生命线上的号角该为谁吹响?

更新时间:2010-09-23 12:57:31

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在拨打120的危难之际,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令人肃然起敬。120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急救通道”。

  120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群众生命的“守护神”。因为它的高效率,可以挽救一个人宝贵的生命。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在拨打120的危难之际,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令人肃然起敬。120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急救通道”。

  然而,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惊曝出在120这条“生命急救通道”中却暗藏着的黑色利益链条:一家三甲医院为了增患源、牟利益,在13个月时间内向120工作人员行贿41万余元。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组数字!那么,这是不是只是个个别案例呢?在其他的地方,120这个“守护神”是不是都起到了守护人们生命的作用?

  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不容出卖

  120本应是生命急救的绿色通道,却在个别人的黑色交易链条下,蜕变成了黑色利益暗道。其严重后果是,在利益驱动下,某些地方的120急救已经偏离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命。在生命急救的千钧一发时刻,生命健康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个别患者甚至因120舍近求远或见死不救而付出生命代价。

  据披露,近两年,北京、辽宁等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因120工作不到位而导致伤者或患者死亡或抢救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120被推上被告席。

  案例一:2004年12月18日中午,湖北罗田县一名拾荒者因斗殴致伤,生命垂危。警民向县医院急救中心求助,但120急救车来了两次,一次因“车上没担架”掉头就走,另一次径直驶过现场。1个小时后,伤者在另一家医院不治身亡。

  案例二:2005年3月23日,在大连城西发生一起车祸。最近的医院离车祸地点只有5分钟路程;拨120求救,旅顺口区人民医院用急救车跨越4个城区1小时后“就远”将伤者送到城东的医院,而有10家医院都比该医院距离近。最后伤者由于失血过多而死亡。事后,死者家属十分愤怒,将相关医疗机构告上法庭。“从事发地到送到医院,穿越了4个城区,跨过了10家以上的大医院而不入,为什么要这样延误救治时间?”

  案例三:2005年4月13日晚上9时许,家住北京西三旗的张某发现妻子和4岁的外孙煤气中毒,立即拨打120求救。救护车赶到现场后,随车家属曾向120工作人员滕某提出将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但滕某告知要送往位于五棵松地区的一家大医院。至医院后,确认两名病人已死亡,死者家属随后将120告上法庭。2006年1月,北京西城法院认定120救助不力,应对患者死亡负主要责任,并判令其共向两名死者家属赔偿39.4万元。

  案例四:2006年2月22日,一辆奥拓车在长沙湘雅附二医院附近肇事逃逸,花甲老人在送往市七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人们纷纷置疑,为什么急救车没有把伤者送往最近的湘雅二医院,却送到了数公里外的市七医院呢?

  案例五:2006年6月22日,在北京顺义区发生一起车祸,当事人拨打120后,先后赶来了两辆带有120标志的急救车。先赶到的急救车将伤者拉走,没有送往附近的大医院,而是去了几十公里外的一家专治脑病的医院,伤者在事发3小时后死亡,家属事后发现自己坐的竟然是假120救护车。

  120竟然敢把患者的救命电话给了假救护车,可见120的管理混乱到什么程度,也可见个别120救护人员对患者生命的漠视荒唐到了何种程度。

  案例六:2006年7月26日凌晨,在温州打工的秦女士因为丈夫突发疾病向120求助时,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听。无奈之下打电话向110求助,110接线员在接到电话后自己拨打120。拨打几次,120一直在响铃但没人接听,后来就一直联系不上120。最后,连续拨打了13分钟,终于打通联系上了。然而,当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时,因为延误了救命时间,病人已经死亡。

  120“急救”

  缘何不“及”?

  120急救,顾名思义:就是及时的去抢救需要急救的病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某些120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并没有做到“及时急救”。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120中的医护人员为了一己私利?还是他们真的有苦难言?

  似是而非的120赚钱之道

  据悉,目前北京市的120已经取消了院内救治的功能,然而120面对的困惑能否随之解除?

  在2005年4月13日北京120急救中心一案中,医生滕丽华在救护车上反复强调要去“定点医院”。而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和北京急救中心党委书记汤旗都否认了“120”有所谓“定点医院”的存在。

  汤旗说:“个别医生和司机为了收取医院的好处费特意向某家医院拉病人的现象存在,但是120并不会为此向接受病人的医院收好处费,所谓的‘定点医院’在北京并不存在,但在外地肯定有。”

  但北京市的另外一家急救机构北京市红十字紧急救援中心却承认,它与18家三甲医院和21家二级医院成立了“急救医疗协作集团”。

  “我们主要是与协作医院达成共识:作为一个仁爱的机构,要保证999拉到协作医院的病人都能得到治疗。我们在集团范围之内可以承诺:999的病人不能因为没钱,而协作医院不给治疗。”北京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院长邸杰说,当999遇到病人昏迷而没有家属在场的情况下,肯定会首先选择送到协作集团医院。

  999不会针对每位拉到医院的病人,向协作集团收取一定比例的急救提成。但是,“急救医疗协作集团”的医院会为999提供一定的业务支持和捐赠的送救护车和设备等。“一方面是我们光投入没有产出,那也不行;而另一方面,只有这样企业之间才能够共同发展”。

  120:单靠急救是赔钱的

  999的回答,并不能直接回答120急救中心是否有定点医院、是否与这些医院有利益关系,但是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120这样的机构,究竟靠什么来生存,靠国家拨款,还是需要自己创收?

  北京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是由意大利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兴建的,属北京市卫生局的直属事业单位。但是,120每年来自政府的拨款不足支出的10%,“另外的90%靠我们自己赚。”120党委书记汤旗说。

  120从成立之初就分为院前抢救(急救车系统)和院内救治两部分。其院内部分设有急救科、心脑血管内科、严重创伤科、麻醉科等与急救密切相关的科室,具有三级甲等医院的资质。也就是说120救护车可以把运送的病人拉到自己的院内进行治疗。实际上长期以来120院前急救这一部分是赔钱的,120每年90%的费用要靠急救中心自己创收。

  120赔钱的一个原因是急救中心的人员成本很高,院前出车要包括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而他们的出诊费用最高是40元。另一个原因是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和抢救车虽然是由国家出钱购买的,但是车辆日常的消耗和维修都由急救中心自己支付。

  “我们的车都是6到8个缸的日本丰田、美国雪佛莱和德国奔驰的高档进口车,出动一次的成本相当高,所收的费用根本不够成本。”北京急救中心党委书记汤旗说。

  急救中心还要经常和公安(110)、消防(119)部门举行联合演习。虽然同为“1”字头单位,公安和消防部门都是财政全拨款单位。“而我们急救中心的人吃马喂只能自己解决。”汤旗说。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也用“院内‘背着’院前发展”来形容北京急救中心多年来的运转。“这个弊病就是在我们的卫生政策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在某种角度出现的。”金大鹏说,“120自己有一个院内,一个院前,就势必存在一个120救护车到底把病人送到哪里的问题。”

  当北京市急救市场占有绝对地位的120要在“就近、就急、就能力”分流病人的原则和满足自己院内的创收之间做出权衡时,病人健康、生命和利益将不可避免受到损害。“患者就是财神爷,如果病人没有指定要去哪个医院,只要病情允许,救护车怎么会不把财神爷拉到自己的院内,或者是120所依托的医院进行治疗呢?”一位在某省会城市120工作过3年的医生说。

  120管理体制还需完善

  现代急救医疗体系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医院前急救,二是医院急救,三是救治缓解后的康复治疗。院前急救又称院外急救,在急救医疗体系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它反映国家、社会对重大伤害、疾病的应急能力,反映公民对疾病的自我急救和救助他人的知识和能力,也是急救医疗体系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它是现代社会急救医疗体系的重要标志。

  假冒急救车拉病人、舍近求远送病人、争抢伤者、贩卖患者等事件的发生,实质就是经营垄断下的利益之争。以长沙120为例,按照国家规定120应该是独立的医疗救护机构,由于国家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政府只有把120寄生在长沙市中心医院,政府象征性地拨一点款,其他都得依靠医院。据了解,120急救中心现在是长沙市中心医院的一个创收科室,120依托自身的特殊地位给市中心医院拉来大量的急救病人。据不确切的统计,全年预计有2190人左右,按照人均出院费用4000元计算,每年为中心医院带来876万元的收入。而且根据长沙市卫生局的要求120首先要支持市级医院的业务工作,这样大量病人就由市级医院接受了。其他医院要多收病人、多创收,只得付费向120买病人或抢病人。此类问题的症结是“公立医院的现行运行机制”。当医院逐利的冲动始终无法从体制层面上得以遏制,指望其自觉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维护医疗的公益性质,是不可能的。

  发生在沈阳五院与沈阳急救中心铁西分中心之间的这一案件,揭开了医疗领域商业贿赂潜规则。沈阳急救中心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沈阳五院给120好处费的事情发生后,沈阳市卫生局和沈阳急救中心十分重视。沈阳急救中心铁西分中心先后有31名在岗职工和已调离铁西分中心工作岗位的8名职工,将所收受的好处费上缴到中心纪委,有36名职工主动向组织递交了保证书。

  此案的审判长、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云飞说,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少见,由于犯罪主体不够明确,在查处时涉及面广、取证难,在现实中多半当行风问题来处理,法律惩治的效果很难体现。

  长期从事反商业贿赂研究的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认为,此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的路径之困,目前查处商业贿赂主要是自查自纠,但是在潜规则下,整个行业内部人均为受益者,依靠自查自纠来打破潜规则非常困难。在很多时候,体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加上法律责任的不完善,一些行业“边腐败边繁荣”的现状不可能自行改变。打击医疗领域商业贿赂,不改革体制,强化法律责任,光靠发几个文件,松一阵紧一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实习编辑: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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