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9-23 17:23:27
写完了《解放60载 中国胃镜沧桑路》一文后,总觉意犹未尽。翻开采访笔记,耳际再度响起周殿元老先生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周老思维敏捷地口述着历史。话语之间,许多大事变得轻描淡写,许多细节变得记忆犹新,这或许就是年长者的稳重。诗人聂鲁达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的呈现。”我想,在周老口述历史过程中,也蕴藉着这份诗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周殿元教授)
叶片一:“那时,我是得天独厚的。”
谈及年少时的求学之路,周老用了一句很自豪的话语。
小学时期就读的是日本人的学校,从小就掌握了日文;中学时期读的是奉天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原第二工科学校),学校开始日语和英语双语教学,学习了4年的英语;大学时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部预科,在日本投降后,捡日本学生丢下的书籍来学习,用周老的话说那时是“支离破碎地学着”。
不管时局怎样的动荡,周老依然热爱着学习。在走上医生实践岗位后,周老发现自己没有系统地学习医学课程,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于是,自己从旧书摊里买来医学参考书自学。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旧货摊上淘到一台日本军用的显微镜,这对周老来说可是一件宝贝,平日里用它来做常规化验和微生物检查。从此,那台显微镜成了周老的随身之物,哪怕在后方医院撤离时,周老也让他的通讯员背上带走。
叶片二:“那是非常珍贵的,不会再有了。”
谈及自己的医学领域,周老没有过多的回忆辉煌,但是却惦记着无可复得的600多张病例卡。
周老从医以来一直保持着做记录的好习惯,但凡在诊治过程中遇到特殊的病例个案,他一定会“上卡片”。所谓“上卡片”就是将病例的资料详细地记录在一张卡片上,然后集中起来保存做备案,以便日后查阅与交流。直至文革期前,他大约制作了600多张“卡片”,那是一笔不可复制的临床资料,积攒了他20余年来的医学经验。然而,在文革期间,周老的办公室成为了革命者的“小天地”,案头的书籍理所当然地被“请”出了办公室,当然也包括了这弥足珍贵的600多张“卡片”。
不幸中也有万幸之事,在文革后的某一天,周老从医教部领回了当年被丢的《胃镜诊断学》。不知是哪位好心的人士捡了回来,并送了回来。“我的名字被撕掉了,但是里面笔记的笔迹我还认得。”这本书可谓是周老在胃镜研究过程中的启蒙书,至今他还将这本书放在自己家中的书柜上。
第一页 1 2 下一页 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