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22岁，浙江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较真的他提出了办理健康证的申请，并最终拿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9月2日《钱江晚报》) 　　雷闯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拿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不仅仅是对雷闯来说如此，对所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都有相当的意义。但是，一纸健康证能否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祛魅呢?所谓祛魅就是指过去信捧的东西被流行的趋势遭到铲除和遗落。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在笔者看来，能否祛魅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一纸健康证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并非是一个可以立刻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乙肝病毒携带者从来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医学问题而存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其说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争议是个医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个社会学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一个与社会歧视相关的问题。一老板说，“我肯定不会让客人知道他有乙肝，否则对我们生意肯定是有影响的”，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消除附着在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上的群体性偏见才是整个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而惟有偏见的消除和制度规定的共同发力，在笔者看来，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如果在医学上大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能被确认为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权通过某些规范性文件来公开宣扬歧视，否则，这不仅侵犯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权，还侵犯了他们的人身权利。群体性偏见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医学社会学认为，当某一种病症使其罹患者不能自主地、广泛地被隔离或半隔离于正常社会行为之外，并引起多种形式的社会连锁反应，那么，它可以被看作是必须从社会角度去判断的社会病。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由医学问题衍化而来的社会问题，乙肝所引起的讨论已更大范围地深入和扩散到制度层面，这里就不再是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互动，而转化政府、组织与携带者群体的互动。如果说，在前一种互动中所发生的是直接的偏见和歧视，那么，后一种互动就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对于一项制度或规定的制定和依赖来实施的。如此以来，一纸健康证是互动的表现，但是，这种互动的单一和稀缺也是明显可见的。那么，我们的担忧还不是照样存在吗?　　乙肝病毒携带者既不构成道德上的弱点，也不是法律上的犯罪，它只是一种潜在的病理性缺陷。本来，这样一种疾病本身并不值得讨论，但当它由于附着于个体身上，并成为了共同具有这种缺陷的所有个体的群体性标签时，它在社会中就被异化了，它给它的载体带来了生存困境。因此，倾听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声音，进而消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群体性偏见，在笔者看来，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　　从根本上说，惟有对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彻底的“祛魅”—— 消除附着在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上的群体性偏见，而不是一纸证明，才是我们的最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