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最经典的幽默小段子掌握第一手军事情报　　最后一次安全会议之后，联合国派驻大巴萨省的安全部队负责人与湛玉会（右三）合影　照片由湛玉会本人提供“童子军”交枪后在监护人陪同下领取“退伍费”湛玉会（左）与联合国派驻大巴萨省的孟加拉士兵　　利比里亚的“中国省长”细述艰难的为官之道―――　　刚刚从利比里亚大巴萨省“省长”岗位上卸任回国的中国年轻外交官湛玉会至今依然把“我们省”挂在嘴边上。从2004年4月到2005年11月，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外交官李勇作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并被录用的第一批民事官员，被派往利比里亚分别担任两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全权负责该省的安全事务监督。　　历险　　废墟上建起新家　　2004年3月，在国内已有8年外交官经验的湛玉会抵达利比里亚后仅在首都蒙罗维亚接受了两个星期的培训，便被送到最大的省大巴萨省首府布坎南“走马上任”。战乱后的布坎南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只剩下了骨架，窗户和门一概没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百姓都住在草棚里。湛玉会找到了这样一处“废墟”请人装修之后，改造成了自己的家。在装修期间的两个月里，他坚持每天驱车7个小时往返于蒙罗维亚和布坎南之间上班。　　多次遭遇“狼牙棍”　　尽管利比里亚2003年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内战，但在两年过渡期里，国家并没有实现正常运转，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2004年10月27日，首都蒙罗维亚全城暴乱，“湛省长”和“李省长”就曾被困在中国维和部队七天七夜，只能通过电话安排工作。他们两人也都曾多次直面暴徒手舞钉满铁钉的“狼牙棍”。　　经过14年内战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由各派别组成的联合政府早已形同虚设。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和平，联合国派出大量民事官员，到利比里亚各地方政府参加工作。湛玉会说，自己准确的头衔是“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国内事务部派驻大巴萨省主任”，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大选、建设民间团体、培训政府官员、监督安全和重建工作等。　　十几年水电供应的缺乏，利比里亚被很多外国人称为“非洲最黑暗的角落”。在这个非洲独立时间最长的国家，人们却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两名“省长”以出色的工作为当地人带来和平的希望，得到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的多次表扬，他们的任期也从6个月延到18个月，一直延续到利比里亚大选结束。　　险些命丧“西非第一杀手”　　利比里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虽然海鲜既便宜又好吃，可是蔬菜极度缺乏。如果想吃蔬菜，就必须驱车到首都蒙罗维亚的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去解馋。各省通往首都的道路状况极差，经常有汽车陷在烂泥里，几小时开不出来。　　然而与被称为“西非第一杀手”的疟疾相比，物质的缺乏实在微不足道。据统计，自联利团2003年10月进驻该国以来，两年间已有57名工作人员死于疟疾等各种疾病。李勇的一位最亲密的澳大利亚助手约翰就在回国结婚前夕感染疟疾，因为疟原虫侵入脑部，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我亲眼看到生命垂危的约翰浑身缠着绷带被抬上飞机送到邻国加纳最好的医院去，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湛玉会说。　　李勇和湛玉会本人也分别两次和四次感染疟疾。去年8月份，湛玉会刚到利比里亚工作不久，正在发放“退伍费”时开始发烧，后来41度高烧不退，这是他第一次感染疟疾。湛玉会感到情况不好，让助手开车3个多小时把自己送到首都蒙罗维亚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医院。“当时两位中国医生黎檀石和王冶一直骗我说烧退了，其实我输了一晚上液，体温依然在40度以上。经过了五天的精心治疗，我终于活过来了。中国维和部队的这两位医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啊！”　　回国前两周，湛玉会再次感染疟疾，一夜高烧不退。“我当时躺在孟加拉部队的医院里，看着周围的孟加拉士兵一个个被抬出去，以为自己这下是逃不掉了，想不到福大命大，又捡回一条命。”　　出国前，湛玉会从国内带了十几盒预防疟疾的特效药，在利比里亚的时候只要稍微感觉发烧就要吃上一粒，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疟疾有潜伏期，湛玉会直到现在兜里还随时揣着这种药。　　在利比里亚工作的一年半期间，湛玉会和李勇圆满完成了富有挑战性的繁杂工作，播撒了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经受了致命疾病的严峻考验。两位年轻的外交官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得失　　是“省长”更是“救火队长”　　湛玉会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国外组织大规模直选的中国人。”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巴萨省选举进行得十分成功，登记选民十几万，参选率达到90%以上。选民不懂得选举知识，不会填选票，湛玉会就不厌其烦地为各民间团体组织培训班，进行选民教育。在很多手下人看来，湛玉会可能算是个“铁腕”领导，下属的联合国官员出现与参选地方官员交往过密、有损“中立原则”时，湛玉会会严辞制止。　　结束14年战乱后的利比里亚，游行示威是家常便饭，湛玉会经常在休息时间接到紧急电话，他通常会马上赶到现场，亲自与游行组织者谈话。“我虽然是个‘省长’，但实际上更像救火队长。”湛玉会这样形容自己。　　为“童子军”发放“退伍费”　　14年的内战夺去了利比里亚大量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十几岁的孩子非常多。这些孩子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各派土匪武装的“童子军”。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内战期间，利比里亚约有1.5万至2万名儿童被强征入伍或被胁迫从军。大巴萨省共有3000多土匪武装，其中童子军就有2000多人，他们年龄都在18岁以下，最小的只有9岁。李勇所在的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洛法省，土匪武装有5000之众，童子军同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绝大部分是14岁左右的少年，刚刚端得动枪。　　湛玉会和李勇担任“省长”期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包括“童子军”在内的武装土匪发放“退伍费”―――每人300美元，交枪后平均分成两次发放。这笔钱对于每天人均生活费仅有25美分的利比里亚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每次发钱时，妇女儿童挤满办公室。湛玉会怀里抱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所有的钱，亲手交到他们手中。“每次我看到那些孩子领钱时还够不着桌子，想到他们端着AK-47步枪四处猛射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想不到战争把他们变得这么残忍。”值得欣慰的是，在湛玉会和同事的努力下，大巴萨省的民间武器目前已经基本收缴干净。　　教育百姓变端枪抢钱为劳动谋生　　湛玉会深深体会到，对于已经在战争状态下挣扎了14年的利比里亚人民来说，收缴他们有形的枪支容易，要改变他们无形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是最难的。由于气候宜人、矿产丰富，利比里亚在1989年爆发内战之前曾经富庶过，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800-1000美元。可是14年内战之后的今天，利比里亚全国失业率达到85%，8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大部分人几乎没有任何收入，“14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端起枪杆子抢钱的谋生方式，没有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概念。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湛玉会说。　　湛玉会不懈地向当地官员和百姓灌输吸引外资、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大家也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每次劝阻盲目的游行示威时，“这样做会吓跑外资”都是最有效的理由。一家中国公司到当地办厂，以每月50美元的工资雇佣50名当地工人，（一名当地警察司令的工资为每月20美元），很多人要求到中国工厂工作，有的人甚至不给钱也愿意干，最后中国工厂只得比原计划多雇了很多人。湛玉会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到大巴萨省投资建厂，为更多的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　　与游行组织者“不打不相识”　　当2003年17000余人的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先头部队乘坐的专机抵达首都蒙罗维亚时，经历了14年战火摧残的利比里亚人呼喊着“和平来了”的口号夹道欢迎。作为联利团中的一员，湛玉会用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在大巴萨省，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这个“中国省长”。不仅如此，湛玉会还在工作中认识了不少当地朋友。　　36岁的史密斯・杰布诺是一名律师，在当地人中属于文化水平很高的，他和湛玉会是“不打不相识”。史密斯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巴萨热心市民运动的领袖。这个组织经常在史密斯的领导下召集市民进行反政府的游行抗议，甚至曾经引发骚乱，令湛玉会很头疼。但是后来湛玉会发现，史密斯组织的游行抗议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百姓谋利益，比如抗议外国香蕉园主压榨当地工人、侵占居民土地以及抗议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商人卖掉铁轨谋取私利等等。湛玉会耐心地与史密斯谈话，告诉他不通过政府组织游行是非法的，民众的不满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比如向联利团投诉等。湛玉会还鼓励他参加大选。　　由于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史密斯最终以很高的支持率当选了该省的众议员。当选之后，湛玉会又和他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谈话，建议他不要像其他当选者一样搬到首都居住，坚持走访当地选民，还传授给他发展经济的方法。　　反腐工作收效甚微　　湛玉会虽然在利比里亚尽心地行使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他依然表示“失败的情况远远大于成功”。14年的内战积累的社会问题使联和国特派团在这里的工作举步维艰。一年半当中，带给湛玉会最大挫败感的是反腐工作收效甚微。“来向我举报当地官员腐败的人不少，可是敢站出来作证或者提供书面证据的人几乎没有。有一次，我接到举报之后当即去找那名涉嫌腐败的官员，义正词严地批评一番之后，对方说要我拿出证据。当我再找到举报人时，他说什么也不敢站出来作证。那一次令我非常尴尬。”直到今天，利比里亚的腐败问题还很严重，有的官员甚至与不法商人勾结把百姓赖以与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铁轨拆掉卖钱。<　　利比里亚的“中国省长”细述艰难的为官之道―――　　刚刚从利比里亚大巴萨省“省长”岗位上卸任回国的中国年轻外交官湛玉会至今依然把“我们省”挂在嘴边上。从2004年4月到2005年11月，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外交官李勇作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并被录用的第一批民事官员，被派往利比里亚分别担任两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全权负责该省的安全事务监督。　　历险　　废墟上建起新家　　2004年3月，在国内已有8年外交官经验的湛玉会抵达利比里亚后仅在首都蒙罗维亚接受了两个星期的培训，便被送到最大的省大巴萨省首府布坎南“走马上任”。战乱后的布坎南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只剩下了骨架，窗户和门一概没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百姓都住在草棚里。湛玉会找到了这样一处“废墟”请人装修之后，改造成了自己的家。在装修期间的两个月里，他坚持每天驱车7个小时往返于蒙罗维亚和布坎南之间上班。　　多次遭遇“狼牙棍”　　尽管利比里亚2003年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内战，但在两年过渡期里，国家并没有实现正常运转，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2004年10月27日，首都蒙罗维亚全城暴乱，“湛省长”和“李省长”就曾被困在中国维和部队七天七夜，只能通过电话安排工作。他们两人也都曾多次直面暴徒手舞钉满铁钉的“狼牙棍”。　　经过14年内战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由各派别组成的联合政府早已形同虚设。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和平，联合国派出大量民事官员，到利比里亚各地方政府参加工作。湛玉会说，自己准确的头衔是“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国内事务部派驻大巴萨省主任”，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大选、建设民间团体、培训政府官员、监督安全和重建工作等。　　十几年水电供应的缺乏，利比里亚被很多外国人称为“非洲最黑暗的角落”。在这个非洲独立时间最长的国家，人们却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两名“省长”以出色的工作为当地人带来和平的希望，得到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的多次表扬，他们的任期也从6个月延到18个月，一直延续到利比里亚大选结束。　　险些命丧“西非第一杀手”　　利比里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虽然海鲜既便宜又好吃，可是蔬菜极度缺乏。如果想吃蔬菜，就必须驱车到首都蒙罗维亚的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去解馋。各省通往首都的道路状况极差，经常有汽车陷在烂泥里，几小时开不出来。　　然而与被称为“西非第一杀手”的疟疾相比，物质的缺乏实在微不足道。据统计，自联利团2003年10月进驻该国以来，两年间已有57名工作人员死于疟疾等各种疾病。李勇的一位最亲密的澳大利亚助手约翰就在回国结婚前夕感染疟疾，因为疟原虫侵入脑部，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我亲眼看到生命垂危的约翰浑身缠着绷带被抬上飞机送到邻国加纳最好的医院去，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湛玉会说。　　李勇和湛玉会本人也分别两次和四次感染疟疾。去年8月份，湛玉会刚到利比里亚工作不久，正在发放“退伍费”时开始发烧，后来41度高烧不退，这是他第一次感染疟疾。湛玉会感到情况不好，让助手开车3个多小时把自己送到首都蒙罗维亚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医院。“当时两位中国医生黎檀石和王冶一直骗我说烧退了，其实我输了一晚上液，体温依然在40度以上。经过了五天的精心治疗，我终于活过来了。中国维和部队的这两位医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啊！”　　回国前两周，湛玉会再次感染疟疾，一夜高烧不退。“我当时躺在孟加拉部队的医院里，看着周围的孟加拉士兵一个个被抬出去，以为自己这下是逃不掉了，想不到福大命大，又捡回一条命。”　　出国前，湛玉会从国内带了十几盒预防疟疾的特效药，在利比里亚的时候只要稍微感觉发烧就要吃上一粒，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疟疾有潜伏期，湛玉会直到现在兜里还随时揣着这种药。　　在利比里亚工作的一年半期间，湛玉会和李勇圆满完成了富有挑战性的繁杂工作，播撒了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经受了致命疾病的严峻考验。两位年轻的外交官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得失　　是“省长”更是“救火队长”　　湛玉会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国外组织大规模直选的中国人。”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巴萨省选举进行得十分成功，登记选民十几万，参选率达到90%以上。选民不懂得选举知识，不会填选票，湛玉会就不厌其烦地为各民间团体组织培训班，进行选民教育。在很多手下人看来，湛玉会可能算是个“铁腕”领导，下属的联合国官员出现与参选地方官员交往过密、有损“中立原则”时，湛玉会会严辞制止。　　结束14年战乱后的利比里亚，游行示威是家常便饭，湛玉会经常在休息时间接到紧急电话，他通常会马上赶到现场，亲自与游行组织者谈话。“我虽然是个‘省长’，但实际上更像救火队长。”湛玉会这样形容自己。　　为“童子军”发放“退伍费”　　14年的内战夺去了利比里亚大量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十几岁的孩子非常多。这些孩子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各派土匪武装的“童子军”。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内战期间，利比里亚约有1.5万至2万名儿童被强征入伍或被胁迫从军。大巴萨省共有3000多土匪武装，其中童子军就有2000多人，他们年龄都在18岁以下，最小的只有9岁。李勇所在的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洛法省，土匪武装有5000之众，童子军同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绝大部分是14岁左右的少年，刚刚端得动枪。　　湛玉会和李勇担任“省长”期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包括“童子军”在内的武装土匪发放“退伍费”―――每人300美元，交枪后平均分成两次发放。这笔钱对于每天人均生活费仅有25美分的利比里亚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每次发钱时，妇女儿童挤满办公室。湛玉会怀里抱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所有的钱，亲手交到他们手中。“每次我看到那些孩子领钱时还够不着桌子，想到他们端着AK-47步枪四处猛射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想不到战争把他们变得这么残忍。”值得欣慰的是，在湛玉会和同事的努力下，大巴萨省的民间武器目前已经基本收缴干净。　　教育百姓变端枪抢钱为劳动谋生　　湛玉会深深体会到，对于已经在战争状态下挣扎了14年的利比里亚人民来说，收缴他们有形的枪支容易，要改变他们无形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是最难的。由于气候宜人、矿产丰富，利比里亚在1989年爆发内战之前曾经富庶过，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800-1000美元。可是14年内战之后的今天，利比里亚全国失业率达到85%，8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大部分人几乎没有任何收入，“14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端起枪杆子抢钱的谋生方式，没有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概念。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湛玉会说。　　湛玉会不懈地向当地官员和百姓灌输吸引外资、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大家也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每次劝阻盲目的游行示威时，“这样做会吓跑外资”都是最有效的理由。一家中国公司到当地办厂，以每月50美元的工资雇佣50名当地工人，（一名当地警察司令的工资为每月20美元），很多人要求到中国工厂工作，有的人甚至不给钱也愿意干，最后中国工厂只得比原计划多雇了很多人。湛玉会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到大巴萨省投资建厂，为更多的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　　与游行组织者“不打不相识”　　当2003年17000余人的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先头部队乘坐的专机抵达首都蒙罗维亚时，经历了14年战火摧残的利比里亚人呼喊着“和平来了”的口号夹道欢迎。作为联利团中的一员，湛玉会用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在大巴萨省，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这个“中国省长”。不仅如此，湛玉会还在工作中认识了不少当地朋友。　　36岁的史密斯・杰布诺是一名律师，在当地人中属于文化水平很高的，他和湛玉会是“不打不相识”。史密斯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巴萨热心市民运动的领袖。这个组织经常在史密斯的领导下召集市民进行反政府的游行抗议，甚至曾经引发骚乱，令湛玉会很头疼。但是后来湛玉会发现，史密斯组织的游行抗议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百姓谋利益，比如抗议外国香蕉园主压榨当地工人、侵占居民土地以及抗议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商人卖掉铁轨谋取私利等等。湛玉会耐心地与史密斯谈话，告诉他不通过政府组织游行是非法的，民众的不满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比如向联利团投诉等。湛玉会还鼓励他参加大选。　　由于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史密斯最终以很高的支持率当选了该省的众议员。当选之后，湛玉会又和他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谈话，建议他不要像其他当选者一样搬到首都居住，坚持走访当地选民，还传授给他发展经济的方法。　　反腐工作收效甚微　　湛玉会虽然在利比里亚尽心地行使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他依然表示“失败的情况远远大于成功”。14年的内战积累的社会问题使联和国特派团在这里的工作举步维艰。一年半当中，带给湛玉会最大挫败感的是反腐工作收效甚微。“来向我举报当地官员腐败的人不少，可是敢站出来作证或者提供书面证据的人几乎没有。有一次，我接到举报之后当即去找那名涉嫌腐败的官员，义正词严地批评一番之后，对方说要我拿出证据。当我再找到举报人时，他说什么也不敢站出来作证。那一次令我非常尴尬。”直到今天，利比里亚的腐败问题还很严重，有的官员甚至与不法商人勾结把百姓赖以与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铁轨拆掉卖钱。<　　利比里亚的“中国省长”细述艰难的为官之道―――　　刚刚从利比里亚大巴萨省“省长”岗位上卸任回国的中国年轻外交官湛玉会至今依然把“我们省”挂在嘴边上。从2004年4月到2005年11月，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外交官李勇作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并被录用的第一批民事官员，被派往利比里亚分别担任两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全权负责该省的安全事务监督。　　历险　　废墟上建起新家　　2004年3月，在国内已有8年外交官经验的湛玉会抵达利比里亚后仅在首都蒙罗维亚接受了两个星期的培训，便被送到最大的省大巴萨省首府布坎南“走马上任”。战乱后的布坎南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只剩下了骨架，窗户和门一概没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百姓都住在草棚里。湛玉会找到了这样一处“废墟”请人装修之后，改造成了自己的家。在装修期间的两个月里，他坚持每天驱车7个小时往返于蒙罗维亚和布坎南之间上班。　　多次遭遇“狼牙棍”　　尽管利比里亚2003年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内战，但在两年过渡期里，国家并没有实现正常运转，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2004年10月27日，首都蒙罗维亚全城暴乱，“湛省长”和“李省长”就曾被困在中国维和部队七天七夜，只能通过电话安排工作。他们两人也都曾多次直面暴徒手舞钉满铁钉的“狼牙棍”。　　经过14年内战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由各派别组成的联合政府早已形同虚设。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和平，联合国派出大量民事官员，到利比里亚各地方政府参加工作。湛玉会说，自己准确的头衔是“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国内事务部派驻大巴萨省主任”，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大选、建设民间团体、培训政府官员、监督安全和重建工作等。　　十几年水电供应的缺乏，利比里亚被很多外国人称为“非洲最黑暗的角落”。在这个非洲独立时间最长的国家，人们却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两名“省长”以出色的工作为当地人带来和平的希望，得到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的多次表扬，他们的任期也从6个月延到18个月，一直延续到利比里亚大选结束。　　险些命丧“西非第一杀手”　　利比里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虽然海鲜既便宜又好吃，可是蔬菜极度缺乏。如果想吃蔬菜，就必须驱车到首都蒙罗维亚的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去解馋。各省通往首都的道路状况极差，经常有汽车陷在烂泥里，几小时开不出来。　　然而与被称为“西非第一杀手”的疟疾相比，物质的缺乏实在微不足道。据统计，自联利团2003年10月进驻该国以来，两年间已有57名工作人员死于疟疾等各种疾病。李勇的一位最亲密的澳大利亚助手约翰就在回国结婚前夕感染疟疾，因为疟原虫侵入脑部，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我亲眼看到生命垂危的约翰浑身缠着绷带被抬上飞机送到邻国加纳最好的医院去，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湛玉会说。　　李勇和湛玉会本人也分别两次和四次感染疟疾。去年8月份，湛玉会刚到利比里亚工作不久，正在发放“退伍费”时开始发烧，后来41度高烧不退，这是他第一次感染疟疾。湛玉会感到情况不好，让助手开车3个多小时把自己送到首都蒙罗维亚中国维和部队驻地医院。“当时两位中国医生黎檀石和王冶一直骗我说烧退了，其实我输了一晚上液，体温依然在40度以上。经过了五天的精心治疗，我终于活过来了。中国维和部队的这两位医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啊！”　　回国前两周，湛玉会再次感染疟疾，一夜高烧不退。“我当时躺在孟加拉部队的医院里，看着周围的孟加拉士兵一个个被抬出去，以为自己这下是逃不掉了，想不到福大命大，又捡回一条命。”　　出国前，湛玉会从国内带了十几盒预防疟疾的特效药，在利比里亚的时候只要稍微感觉发烧就要吃上一粒，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疟疾有潜伏期，湛玉会直到现在兜里还随时揣着这种药。　　在利比里亚工作的一年半期间，湛玉会和李勇圆满完成了富有挑战性的繁杂工作，播撒了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经受了致命疾病的严峻考验。两位年轻的外交官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得失　　是“省长”更是“救火队长”　　湛玉会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国外组织大规模直选的中国人。”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巴萨省选举进行得十分成功，登记选民十几万，参选率达到90%以上。选民不懂得选举知识，不会填选票，湛玉会就不厌其烦地为各民间团体组织培训班，进行选民教育。在很多手下人看来，湛玉会可能算是个“铁腕”领导，下属的联合国官员出现与参选地方官员交往过密、有损“中立原则”时，湛玉会会严辞制止。　　结束14年战乱后的利比里亚，游行示威是家常便饭，湛玉会经常在休息时间接到紧急电话，他通常会马上赶到现场，亲自与游行组织者谈话。“我虽然是个‘省长’，但实际上更像救火队长。”湛玉会这样形容自己。　　为“童子军”发放“退伍费”　　14年的内战夺去了利比里亚大量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十几岁的孩子非常多。这些孩子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各派土匪武装的“童子军”。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内战期间，利比里亚约有1.5万至2万名儿童被强征入伍或被胁迫从军。大巴萨省共有3000多土匪武装，其中童子军就有2000多人，他们年龄都在18岁以下，最小的只有9岁。李勇所在的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洛法省，土匪武装有5000之众，童子军同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绝大部分是14岁左右的少年，刚刚端得动枪。　　湛玉会和李勇担任“省长”期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包括“童子军”在内的武装土匪发放“退伍费”―――每人300美元，交枪后平均分成两次发放。这笔钱对于每天人均生活费仅有25美分的利比里亚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每次发钱时，妇女儿童挤满办公室。湛玉会怀里抱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所有的钱，亲手交到他们手中。“每次我看到那些孩子领钱时还够不着桌子，想到他们端着AK-47步枪四处猛射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想不到战争把他们变得这么残忍。”值得欣慰的是，在湛玉会和同事的努力下，大巴萨省的民间武器目前已经基本收缴干净。　　教育百姓变端枪抢钱为劳动谋生　　湛玉会深深体会到，对于已经在战争状态下挣扎了14年的利比里亚人民来说，收缴他们有形的枪支容易，要改变他们无形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是最难的。由于气候宜人、矿产丰富，利比里亚在1989年爆发内战之前曾经富庶过，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800-1000美元。可是14年内战之后的今天，利比里亚全国失业率达到85%，80%以上的人口不识字，大部分人几乎没有任何收入，“14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端起枪杆子抢钱的谋生方式，没有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概念。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湛玉会说。　　湛玉会不懈地向当地官员和百姓灌输吸引外资、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大家也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每次劝阻盲目的游行示威时，“这样做会吓跑外资”都是最有效的理由。一家中国公司到当地办厂，以每月50美元的工资雇佣50名当地工人，（一名当地警察司令的工资为每月20美元），很多人要求到中国工厂工作，有的人甚至不给钱也愿意干，最后中国工厂只得比原计划多雇了很多人。湛玉会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到大巴萨省投资建厂，为更多的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　　与游行组织者“不打不相识”　　当2003年17000余人的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先头部队乘坐的专机抵达首都蒙罗维亚时，经历了14年战火摧残的利比里亚人呼喊着“和平来了”的口号夹道欢迎。作为联利团中的一员，湛玉会用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在大巴萨省，几乎所有人都认识这个“中国省长”。不仅如此，湛玉会还在工作中认识了不少当地朋友。　　36岁的史密斯・杰布诺是一名律师，在当地人中属于文化水平很高的，他和湛玉会是“不打不相识”。史密斯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巴萨热心市民运动的领袖。这个组织经常在史密斯的领导下召集市民进行反政府的游行抗议，甚至曾经引发骚乱，令湛玉会很头疼。但是后来湛玉会发现，史密斯组织的游行抗议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百姓谋利益，比如抗议外国香蕉园主压榨当地工人、侵占居民土地以及抗议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商人卖掉铁轨谋取私利等等。湛玉会耐心地与史密斯谈话，告诉他不通过政府组织游行是非法的，民众的不满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比如向联利团投诉等。湛玉会还鼓励他参加大选。　　由于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史密斯最终以很高的支持率当选了该省的众议员。当选之后，湛玉会又和他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谈话，建议他不要像其他当选者一样搬到首都居住，坚持走访当地选民，还传授给他发展经济的方法。　　反腐工作收效甚微　　湛玉会虽然在利比里亚尽心地行使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他依然表示“失败的情况远远大于成功”。14年的内战积累的社会问题使联和国特派团在这里的工作举步维艰。一年半当中，带给湛玉会最大挫败感的是反腐工作收效甚微。“来向我举报当地官员腐败的人不少，可是敢站出来作证或者提供书面证据的人几乎没有。有一次，我接到举报之后当即去找那名涉嫌腐败的官员，义正词严地批评一番之后，对方说要我拿出证据。当我再找到举报人时，他说什么也不敢站出来作证。那一次令我非常尴尬。”直到今天，利比里亚的腐败问题还很严重，有的官员甚至与不法商人勾结把百姓赖以与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铁轨拆掉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