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王登死于此疫，作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难逃。《王登传》记载：“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暴卒。”虽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状的记载不明，但我们相信唐舜申的死因与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内死亡，是为“暴死”。仅从这一症状看，也可以大致断定此疫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王登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当典型的鼠疫案例：我们不仅可以从王登的临床症状中判断是为鼠疫，而且从唐舜申的病例中，获知患者从染疫到死亡的过程。根据这两个案例，再结合四川及襄阳一带的战事来看，就可窥见两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规模。南宋嘉定年间四川地区约有600万人口，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的三年，四川民仅12万户，全部人口约为60万。元人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情况时说：“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许多地方行政单位因无人而被撤销。四川人口的90%在战乱中散亡。后人又将襄地与四川并称：“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荆、鄂之间。”四川和襄阳两地人口的大量减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结果。文天祥部队也曾携带鼠疫川、襄一带的鼠疫来自哪里？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云南的西部剑川一带，有一鼠疫自然疫源地，18～20世纪，曾多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陆续造成数百万人口的死亡。按照当地鼠疫工作者的观点，滇西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时间很早，中古时代即引发当地人间鼠疫之流行。在元兵南征的过程中，滇西地区屡遭元兵蹂躏，极可能将鼠疫引至其他地区，当然也包括四川。1285年，与滇西北毗邻的四川马湖路（今四川屏山）就曾经发生过动物间鼠疫的流行。《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记载：“马湖部田鼠食稼殆尽，其总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大批田鼠赴水绝不是总管祠而祝之的结果，而是鼠疫杆菌造成的田鼠淋巴组织溃烂、疫鼠高烧所致。这与本书第三章中所称疫鼠死于水边的情形是一致的。联想到纽部队正是从马湖出发奔赴成都和重庆的，所以，我们认为蒙古军队在滇川地区的征战可能是西南地区鼠疫扩散的动力。再来看看蒙古军队在其他地区的征战。宋元战争中另外一个可疑的疫区是粤东、赣南和福建。元兵夺取杭州后，宋室南逃，陈宜中佐益王、卫王南行。“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刘）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这次疫疠来势凶猛，加上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广东之户，十耗八九，而广西独完不残”。这里所说“广东”，指的是广东之东部。例如，《南海志》说广州：“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光绪《嘉应州志》卷一二《谈梅》说宋末梅州百姓响应文天祥，“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尽管在籍人口的减少有时仅仅是户籍管理的问题，但战后人口大幅减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宋史·刘黻传》的解释，我们知道广东东部人口的大量减少，不仅因为战争，而且因为疫疠。大黄是中国传统药剂之一，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主治实热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疸、瘀血经闭、目赤口疮、痈肿疔毒、肠痈腹痛等症。在以大黄为主治对象的疾病中，痢疾为传染病，痈肿疔毒符合腺鼠疫的临床症状。如果仅为痢疾流行，怎么可能造成“人死且半”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另外，如果说，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和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口死亡可能与当地密布的河网有关的话，那么，地处丘陵山区的梅州人口减少却是无法用痢疾的流行来解释的。或许，与梅州毗邻的的赣州和南安两地的人口变动可以为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文天祥的部队在惠州染疫，士兵大量死亡。文天祥的母亲和长子死于是疫。广东的瘟疫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文天祥率部在赣南活动，与元兵辗转厮杀达一年多时间，导致赣州人口的大量死亡。据嘉靖《赣州府志》卷四《户口》，南宋宝庆（1225～1227年）年间赣州的主客户共有32.1万户，合计应有160.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赣州路仅存7.1万户，约合28.5万口。人口损失了80%以上，多达130万口，每平方公里仅存9人。明代初年稍有恢复，赣州府人口为36.6万，与南宋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很难用战争中的屠杀来解释。据此，我们推测赣州遭到传染病的袭击。进一步的推测则是，文天祥部队由赣州向广东移动，将传染病从赣州带到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