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研究糖尿病的结果来看，与其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多，如2型糖尿病至少与6种胰岛素基因突变、30种胰岛素受体基因及11种糖代谢相关基因变异有关。长期以来，糖尿病分子遗传学研究着眼于临床状态与DNA位点或基因的相关情况，但是，单纯由遗传因素引起高血糖状态仅占少数，大部分患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论是基因还是环境因素，每一个特定的因素只是赋予个体某种程度的易感性，而且个体的致病因素与易感性又有质和量上的差异。

　　近10年来，免疫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糖尿病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随着基因序列的破译，糖尿病基因变异的被揭示，人们期待着转基因方法建立起来的治疗手段能彻底改变糖尿病患者的命运。

　　然而，传统的研究道路是否能把糖尿病患者带到光明的彼岸?回顾糖尿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面临的新问题和困惑。在现有的医学模式尚未彻底转变，并审视由于生活方式等环境因素带来的危害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调整和完善研究的策略?

　　糖尿病分子水平研究的展与局限性

　　从目前研究糖尿病的结果来看，与其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多，如2型糖尿病至少与6种胰岛素基因突变、30种胰岛素受体基因及11种糖代谢相关基因变异有关。长期以来，糖尿病分子遗传学研究着眼于临床状态与DNA位点或基因的相关情况，但是，单纯由遗传因素引起高血糖状态仅占少数，大部分患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论是基因还是环境因素，每一个特定的因素只是赋予个体某种程度的易感性，而且个体的致病因素与易感性又有质和量上的差异。

　　在追究基因的同时，我们还应检讨今天的一些生活方式，诸如精制糖类、饱和脂肪等高能量摄入，运动减少及身心污染等，以期加强外部因素作用下的内部机制研究。

　　此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本质既不是点的概念，也不是线的概念，应表现为多层次和多途径的网络机制，单纯某一方面的干预治疗往往有局限性，难以解决糖尿病的本质问题。

　　重视糖尿病亚临床状态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资料表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将成为全球主要的流行疾病，后果将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为此，不少国家制定了糖尿病防治规划，预防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成熟”的糖尿病(即临床型糖尿病)作为研究主体，习惯于从结构变异分析功能障碍，缺乏对其亚临床状态及易感人群的认识。自然界演化产生的一切结构都是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一方面结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功能形成结构。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当组织功能低下时，它首先表现为功能方面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表现出结构的变异，即所谓器质性病变；然后病变的器质又呈现新的功能异常。因此，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抵抗应被理解成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糖尿病在形成各层次结构改变时，经历了一个功能改变的量变阶段。所以，欲从根本上缓解糖尿病给社会和病人造成的压力，应重视糖尿病的预防，加大其亚临床状态的研究力度，为糖尿病易感人群及风险个体的预测、预报和早期干预提供有效方法。

　　客观评价降血糖

　　血糖作为评价糖尿病防治效果的指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糖尿病并非单一地表现为高血糖的疾病，而是一组临床综合征，或者说糖尿病可以被看作是以相似高血糖表现为特点的多组症候群。高血糖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而且高血糖作为大血管的危险因素并无确定的阈值，这说明高血糖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引动并发症的惟一因素，单纯降血糖不能完全解决并发症问题。因此，调整对血糖的观念，多途径尝试预防或延缓并发症的可能性，对患者乃至对全局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实习编辑：陈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