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有没有“续集”一针“搞定”倒退25年，天花仍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烈性传染病；而今天，当人们再谈起天花的时候，更多地是流露出一种自豪和喜悦，因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一个成功范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病毒中心主任刘文军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天花在全球的大规模流行确实曾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刘文军说，天花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死亡率极高。天花病毒繁殖快，能在空气中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假设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有3000人感染天花，由于天花是通过空气传播和呼吸道感染的，因此用不了12天，天花病毒就会扩散到美国全境，殃及数百万人。同时，天花病毒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在常温条件下，存在于患者皮肤中的天花病毒可以存活一年以上，在干燥环境中摄氏100度可耐受5～10分钟。历史上，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天花也就由一个国家传入另一个国家，最终造成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高福对记者说，人类能够彻底战胜天花与医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科学界对天花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只有对疾病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去防治它，加强病原微生物研究时刻不能放松。另外在传染病的防治上要解放思想，防治天花最初的想法是“以毒攻毒”，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很狂放的策略，很难被接受，但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恰恰是最有效的，并奠定了其它多种疾病的预防策略――接种疫苗；广泛的合作实现了科学知识的快速交流与发展，天花疫苗接种很快在全世界推广开来。刘文军说，人类消灭天花的成功经验在于天花疫苗的强制免疫。由于天花病毒十分稳定，不发生变异，因此，人们只要注射一针天花疫苗，便可以获得有效的保护。天花虽然被消灭了，但世界并未从此太平，新发传染病不断。现在，想要通过一针疫苗就把一个烈性传染病“搞定”，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来自动物的进攻除了鼠疫、霍乱以外，艾滋病、SARS、禽流感正在变得耳熟能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知彬研究员对记者说，近年来，动物疫病问题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动物疫病不仅危及人类健康，而且还给养殖业、畜牧业及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巨大危害。２００３年，亚洲暴发的SARS，造成８０００多人感染，数百人死亡，经济损失几百亿元。２００４年以来，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又暴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给我国、泰国、越南、日本和韩国的养鸡业造成巨大损失，同时泰国、越南等国还出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感染人并致人死亡的病例报告。现在许多人类和畜禽的疾病与野生动物密切相关，如艾滋病、禽流感、新城疫、鼠疫、口蹄疫、狂犬病、非典型肺炎、尼巴病、猴天花、西尼罗河热、登革热等。其中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源自非洲黑猩猩；亨德拉病毒、尼巴病毒来自于狐蝠。张知彬分析认为，动物疫病加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目前我国动物养殖密度过高、养殖环境恶劣，致使动物免疫力下降、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养殖场人、畜禽、野生动物缺乏隔离，生活接触频繁，致使病原体交叉感染、传播的机会增大，同时病原体变异、重组的速率也会加快。二是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如滥吃滥捕野生动物及侵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等，使人、家畜、宠物与动物接触的机会加大，增大了疾病在人与野生动物交叉传播的机会。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人流、物流加快，使异地疾病通过交通、运输渠道被传入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四是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改变也加剧了疾病的传播。日益变暖的气候总体上是有利于北方病原微生物的越冬生存。厄尔尼诺引发的洪水灾害会有利于喜湿病原微生物的繁衍。气候变化引发的宿主动物（如鼠类）数量的大发生，往往伴随着疾病（如鼠疫、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的流行。我们为何如此脆弱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手段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疾病的能力。针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发传染病，科学家们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如在极短的时间内测定出了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为SARS疫苗的研制和控制其流行奠定了基础。但时至今日，那些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传染病对人类的打击仍然可能是致命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刘文军说，由于选择压力导致病毒遗传特性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异株、消亡病毒重新暴发、温和病毒烈性化等原因，随时都有可能演绎出来了许多新的病毒毒株，而我们人类对它们没有免疫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解释说，病毒基因组的变异能导致其表型发生一些改变，其中宿主范围的改变能使本来不感染人的病毒对人具有致病性，毒力的提高能使本来不致病的病毒具有致病性，而抗原性的改变使得病毒能感染已对原始病毒产生免疫反应的群体。由于新的群体没有针对已经改变了的病毒的免疫背景，因而极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流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雷富民研究员举例说，以禽流感为例，禽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变异性，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不仅病毒的不同基因片段之间存在重配现象，在不同亚型病毒的同一基因片段内部也普遍存在着高频的重组，这意味着该病毒具有很高的变异性。对禽流感H5N1病毒的分子进化研究发现，自1997年之后采集的该病毒所有的基因型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H5N1毒株，这个毒株经过突变和基因重配已经逐渐变得多样化。现在，与1997年该病毒第一次在中国香港被发现的时候相比，H5N1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变得更加顽强和适应，并且在更广泛的物种中渗透和传递。解放军军需大学军事兽医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涂长春研究员说，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缺乏预防性的防范体系和技术储备。其实近20年出现的新发病原体，并不是突然进化出来的，而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野生动物体内早已经存在，这类自然野生环境中存在的、对人类致病的病原体统称为自然疫源性病原体，其引发的人类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疫病。但只要人类不接触或不进入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人类一般不会被感染。但由于我们过去的认识不够，并没有开展前瞻性的研究、去了解我们周围生态环境中是否存在或存在何种自然疫源性病原体，以及研究相应的防治措施和建立防范体系，所以就会出现像SARS突发流行时所有人都毫无准备的尴尬局面和严重后果。因此只要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提前建立防范体系和储备预防技术，人类在面临新发传染病时就不会显得如此脆弱。保护医学健康新观念一般来说，人们关注自身健康的程度要远高于其它物种。人类医学在审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健康联系方面往往很片面，通常将危害人类健康的焦点集中在污染扩散等下游的环境因素，而不是生态退化、物种减少、污染防治等预防性的上游因素。现在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健康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于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保护医学诞生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告诉记者说，其实，早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就已经在思考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直到1996年，Koch才在一篇题为《野生动物、人类与发展》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保护医学”的概念，将这一健康科学与生态学交叉的学科正式提出来。Koch理念的核心是：健康涉及整个生命网；健康体系包含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生态过程联结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所有的生命体系。保护医学的目的在于证明健康联系着所有的物种，尤其是从生态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时，人类的健康离不开其它物种的健康，反之亦然；而所有生命的健康又与它们所生活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张树义说，保护医学的研究目标是实现生态的健康，这是保证生命健康的根本前提；它强调的是健康与生态之间的联系。保护医学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研究病原体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物种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健康”是动态的平衡，它涉及许多学科，包括人类与公共健康、传染病学、兽医学、毒物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等，生态系统健康、动物健康和人类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任重道远面对来自新老传染病的威胁，回首历史，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悲哀和失望，人类在与各种疾病的搏斗中一直呈加速状态并不断取胜。1６８３年，荷兰人列文・霍克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菌的存在；１７９８年，英国人琴纳首次采用牛痘接种防治天花获得成功，奠定了现代免疫学初步基础；１８８０年，郭霍发现结核杆菌；１８８６年，医生开始用蒸汽消毒手术器械，并穿戴口罩、帽子和白袍，以减少细菌感染；１８９０年，细菌学家贝林和北里柴三郎，第一次使用了对白喉有免疫作用的白喉抗毒素，使白喉患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１８９８年，赖特发明伤寒疫苗；１９２１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脱颖而出；1９２８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使人类对细菌感染不再束手无策；1９２８年，百日咳疫苗诞生；1９３５年，电子显微镜诞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问世。2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相继被消灭，不少长期肆疟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如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那种像“西班牙流感”那样，一下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２００３年，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标志疾病的治疗步入后基因组时代……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何大一博士说，为了使中国做到对重大的微生物威胁有备无患，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第一，相关基础研究领域缺乏资金，应将微生物对健康的威胁放在国家研究日程的首位。第二，中国的疾病监控系统仍不完善，急需改善基础卫生保健设施。张知彬介绍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已经成立了“动物疫病研究中心”，通过对野生动物疫源性疫病的调查和流行病学监测，查清我国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主要传染性疫病的基本情况、传播途径、分子进化规律以及暴发机理，提出疫源地和宿主动物治理方案和管理对策，建立信息数据库，对疫病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危害进行风险评估，并对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科学依据。高福说，与引起人类和动物的重要传染性病原微生物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国外的科学家在病原微生物领域的研究与防治上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有诸多教训。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国情，并尽可能地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在各个相应领域和国外科学家开展广泛的合作，更好地提高我国预防和治疗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重要疾病的能力。过去三十年新发动物源性传染性疾病1973轮状病毒:主要导致婴幼儿痢疾1977埃博拉病毒:埃博拉出血热1977汉坦病毒:出血热肾综合征1980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I型：T淋巴细胞白血病1982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II型：多毛细胞白血病1983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1988戊型肝炎（HepatitisE）：消化道传染的非甲非乙型肝炎1989丙型肝炎HepatitisC：非甲非乙肝炎1991委内瑞拉出血热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1993Sinnombrevirus：成人呼吸道窘迫综合征1993汉他病毒（Hantavirus）：汉他肺炎综合征1994Sabia病毒:巴西出血热1994亨德拉病毒：致死性呼吸道疾病1996澳大利亚蝙蝠狂犬病毒1997流感病毒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1998尼帕病毒:脑炎2003SARS－CorV：严重急性呼吸道系统综合征信息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