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话确实有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心理因素远远超出重金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得到重金换不来的东西——时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科学抗癌无非就是给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但多数患者还是不能接受患病的事实，无形中背上了一个致命的心理包袱。其实完全不必这样，我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苏叔阳先生，今年6 7岁高龄，患癌症多年，但苏叔阳先生尊重科学，乐观面对疾病。两次肿瘤转移恶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猥琐，反而在治病之余完成了杰出的作品。正是他这种乐观对待疾病的态度，为自己换来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延长了的生存的时间。

苏叔阳：用乐观和坚强守护一个梦想！

其实我平常不大愿意谈我自己的病情，一来勾起自己不大愉快的回忆——没有人越生病越高兴的；二来不愿意让别人跟着痛苦一一听别人讲痛苦也会不愉快的，幸灾乐祸者总是少数。今天我说说自己的体会，是希望对大家有点借鉴作用。

1994年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患有肾脏肿瘤，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参加了一个中央领导接待各方人士共度佳节的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CT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肾癌，可医生、家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最后需要转院治疗，到了实在瞒不住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我当时一下就懵了，那年我56岁。有10天的时间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一一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后来慢慢熬过了那段时间。

癌症初期，身体上并没感觉到十分痛苦，但是治疗过程却非常痛苦。做完手术后需要不停地做放疗，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我生活中一个必做的事情了。因为疾病是躲不开的，人不是得这种病就是得那种病，所以我慢慢接受了。还有就是我想得比较乐观。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黄泉路上无老少，6岁、26岁、46岁、56岁……多大岁数的人部有，赶上哪岁算哪岁，烦也没用。我活到56岁，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后门，二不靠偷奸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没有出卖过朋友，也没有欺负过弱小，心也坦然。毛主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听说是红烧肉，我尝过的好东西好像比他还多呢！他出过两回国，都是去莫斯科，我没去过莫斯科，可去的国家比他还多几个！他也会“老”，何况我这平凡的生命？这么想想，也就过去了。

后来我的肾癌出现了转移，转移到肺了。那是2000年过新年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晚会需要一个作家朗诵诗歌，他们选中了我。我在家排练节目时嗓子咳出了血，开始还以为是用嗓过度，后来才知道是癌症转移。不过那会儿我在思想上已经很积极了。准备开刀手术之前，医生们研究具体方案是当着我的面讨论的。一开始他们还用英语，后来干脆说汉语，商量到底应该怎么做，切口应该怎么切。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双方互信，共同商量怎么办才合适，这样彼此心里都有个底。我觉得病人有知情权，中国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癌症病人的描写，我感觉并不准确。

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位骨癌病人，大夫说他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了。他说他想在这宝贵的半年当中完成三件事，第一，他曾当过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他希望回去带领他的篮球队再拿一次冠军；第二，他希望去见一个朋友；第三，他想和妻子再做一次爱。也许我们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我很尊重他。影片中，他完成了他的三个愿望。事实上，我在得病期间的心态和这个人有些相似，我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我的两位主治大夫告诉我开完刀后多少天可以起来活动，我就遵守他说的时间进行调养，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两位医生，他们让我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明白的过程当中。

这次治疗期间，我的一位邻居老大姐给了我启发。她也得了重病，她说她是倒计时活着的，这个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个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我也想倒计时活着，每个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这样会有成就感，会觉得没有虚度年华。

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我每天都打针、吃药、做气功，日复一日，觉得生活特没意思，好像永远都是这些事情。今天吃药、打针、练气功是为了明天练气功、吃药、打针，这样的日子不如少而有质量的生活更有意思。8年后，我的癌细胞转移到左肺，我又做了左肺叶切除手术。术后我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作功课。我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该玩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仔细想想，病对应着不病，如同假恶丑对应着真善美。假如没有假恶丑，你就不知道真善美是什么样的；假如不生病，你就无法体会健康的宝贵。

我是在得病之后被选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头露面，有的人就说，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还这么辛苦干什么？其实他不理解我，我不是为了出风头，做这些事情是我对生活的爱的表现。一个生病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被病魔压制住。我有几个病友就是这样，其中一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就靠着墙哭，因为放疗期间，吃饭是很难受的。可我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我还给他说笑话，架着他去吃饭。后来我出院了，可他却没能出来。第二条路就是积极地对待。我有一位老同事叫王尧华，是东方医院大外科的主任。他自己得了肺癌，可他非常配合做化疗，心态很乐观。在化疗期间，他还依然在岗位上坚持工作。他说医生的职业道德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病，他应该做其他病人的榜样。

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如果得了病以后你能够正确对待它，那么在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儿就过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说句心理话，我现在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将近70岁的人。我觉得我还年轻，活得也挺健康。虽然我得了病，可我看得开——反正已经这样了，干脆把病当成生活中来了一个朋友，一起玩呗！我想我应该算是健康的病人吧。到现在为止，我做过两次大手术，切除了左肾和一半左肺叶，还做过几次放疗。这回是一次大剂量的放疗，把脾脏的肿瘤消除了。我的左胸背两条刀疤，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他们把两条母亲河的倩影留在我身上，所以我的生命很充实。这大约是我的孩子气吧。

我还有个体会，人需要有追求美好的好奇心与动力。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有童心，对很多新鲜事物感兴趣。我大约归于那种“没正形”的人。记得“文革”时，有人给我的评语是“没有老师的架子，也没有老师的样子”。

我属于“没样子刀的那种人。我当年曾在焊接车间“劳改”，机器隆隆，嘈杂之极，我就在噪音中放歌，唱我喜欢的《外国名歌200首》里的歌曲，反正别人听不见，看不见。我决不让“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我压得愁闷而死！“文革”时，有一次去厦门参加钓鱼宴，我在餐桌上和电影界同行谈天说笑，南腔北调，一位老首长严肃地问我， “你在家也这样吗？”我说， “我在家如果不这样，家里人会认为我病了。”看来，很多人比较喜欢严肃，不大喜欢活泼，不喜欢做自己爱做的事。我最爱写作，这是自己选定的职业，甘苦自知，但始终不悔。当然我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创作，比如我现在身体有毛病，如果写长篇小说会吃力一些，所以我也就不强求自己。

我最近出版的《中国读本》一书已经卖了1 200万册。这书是在我利用第一次手术和第二次手术之间的空隙完成的，第二次手术后又做了一些修改。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种诱惑。马上奔70岁的人了，可我总觉得生活中还到处充满了我想探知的事情。我愿意把我的年龄减去22岁。我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那一年已经40岁了，但当时感觉自己像进入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眼里看见的都是美丽的人与美好的事物。40岁的人了，想法竟然像一个18岁的孩子那么幼稚。40和18之间就相差了22年。所以，我今天的思想大约也就相当于40多岁人的水平，还在成长过程之中，更未到老年。

编后：苏教授的故事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如果人人都能保持苏教授这样的心态和理念，那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如果把健康元素按照百分比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父母占15％；环境占17％，其中社会环境占到10％，自然环境7％；接下去就是医生占8%；自己占60％。父母的15％和环境的17％是我们控制不了的，而剩下68％中的60%是个人因素，所以说，健康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自己豁达乐观，情绪稳定，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力量，那么你的力量将强大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人可以战胜细菌、病毒、癌症……但是战胜它有一个前提条件。人体的抵抗力分各种不同层次，由各个系统组成，它需要一个总指挥——心理，如果这个“总指挥”乐观向上，积极稳定，那么它就可以调动全身所有抵抗力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攻击力。如果心里没有信心，感到恐惧，那整个“指挥部”就崩溃了。这就和打仗一样，指挥部如果很坚定，那就能赢。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指挥部先乱了，一定会全军覆没的。很多人体格健壮、肌肉结实，但心理很脆弱，这样不行。我们必须明白，精神乐观、情绪稳定可以调动一个人全身各个系统的力量来对抗病魔。有人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吓死的，那是因为他的精神先垮了。

本来一个人看着没什么异常，一查出是肺癌，他可能一个月就完了。其实如果他不做这个检查，说不定还能活上三五年呢。查出有癌症后，他的精神就先不行了。咱们应该保持好精神，像苏教授那样，首先在战略上藐视它，咱自己不

害怕；战术上该治的治，该做气管镜就做，积极配合治疗。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