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年代的城市华洋冲突

　　当1843年上海开埠，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糟糕的卫生习惯时，他们脑子里或许就是这样一幅霍乱时代的惨痛记忆。而西方人针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接连遭遇了流血。在霍乱的年代，之于欧洲人的记忆是变革，而之于中国人却是冲突。本刊记者王刚

　　西方对于中国人卫生习惯的抱怨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法国人仿佛尤其在乎。早在1346年克雷西战役前，法国人就粗鲁地称入侵的英军，是不穿裤子的军队，因为后者频频地蹲下随地大小便。后来领教了中国人的卫生习惯之后，法国人的抱怨更加多了。

　　起初这种抱怨只停留在表面，但在一些中外关系的关键年份，这种抱怨有时候就会成为流血事件的导火索，或者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开端。

　　上海的最初映像：霍乱!

　　1843年，上海开埠。

　　一位当时的法国人这样描述：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状况，充满了担忧。不久，这种担忧就化成了现实的危机。

　　1850年夏天，上海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的侵袭。一份英国传教士的医学报告记录，这一年的5月～7月，上海人被一种怪异的肠道传染病所困扰，多人死亡，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这一年，上海刚刚开辟了通往伦敦的航线。

　　12年后，西方人才弄明白这种怪异的肠道传染病是什么。l862年6月，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帆船载着51名一心想打通对华贸易之路的幕府官员和商人，从长崎启航来到上海。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未见识他们心目中的“西洋”上海的繁华，就上吐下泻起来，不是菌痢，而是霍乱！三天内，连续有三名倒霉的日本人一命呜呼。

　　然而上海的厄运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年，霍乱肆虐之势不仅未见减弱，相反愈加凶猛。租界也笼罩在瘟疫之中，外侨中不少人死亡，其中包括外侨中的一位显赫人物――江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德都德。西方人发现，中国的霍乱和中国的卫生状况，正威胁着他们的安危。

　　19世纪的西方人对于霍乱，有着最为惨痛的记忆。

　　在那个世纪的早些时候，霍乱曾经长久地折磨着欧洲，这片大陆的人均寿命只有28岁。19世纪的头50年，被欧洲人称为霍乱的年代。

　　那是1829年夏季，之前在印度大陆肆虐并传播的霍乱在欧洲复活，向东、向西、向北沿着贸易路线和宗教朝圣路线迅速地向欧洲人口密集中心推进。

　　1830年，霍乱传到了莫斯科，它带走了3000士兵和数万平民的生命。1831年春天，它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堡，又轻易地跳到芬兰、波兰，然后向南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差不多同一时间，柏林出现了霍乱，紧接着汉堡和荷兰也报告出现了病情。欧洲大陆到处报警，霍乱遍及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

　　1832年春天，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正在巴黎，他描述了霍乱到来时的可怕情景：“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装……”

　　1831年8月份，疾病进入英国。之后又跨过圣•乔治海峡，来到了爱尔兰，从那里它渡过大西洋一直传到加拿大和美国。

　　在大西洋彼岸，美洲人早已得到了警告。霍乱首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蒙特利尔登陆。1832年6月26日，纽约市的一名爱尔兰移民带着霍乱病症死去。不到一星期，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相继死去。尽管纽约市立即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但霍乱还是以纽约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它通过伊利运河到达美国中西部地区，又乘着内地的马车和海岸线边的船只到达新奥尔良，并夺去新奥尔良5000人的生命。底特律出现霍乱后，密执安州伊普西兰蒂的当地民兵竟向来自底特律的邮车开枪。在随后的两年中，霍乱时起时伏，夺去上千万条美国人的生命。

　　致命的习惯

　　霍乱在欧洲肆虐了差不多30年。到了1849年，英国人终于发现，蔓延的疾病和被污染的水，以及糟糕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疾病会更迅速传播。

　　这一切迫使政府必须提供和改变公共服务。

　　1845年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首先建议各地要有单一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当局规范新建筑物的兴建准则。1860年之后，英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改良贫民窟的计划。同一时期的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1853年开始了由奥斯曼（Haussman）主导的巴黎重建计划。

　　这时的欧洲人来到上海时，发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伦敦颇为相似。不止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着同样的湿润气候，还因为这里，与伦敦同样有着一条安静且不洁的河流――在伦敦是泰晤士河，在上海就是苏州河。19世纪的五十年代前的工业化为泰晤士河带来了大量移民，也带来大量生活、生产污水，整个伦敦市区臭气熏天。经历了霍乱时期的镇痛，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治理这条不洁的河。

　　刚刚发生过的惨痛教训让欧洲人对于糟糕的生活习惯时刻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他们在苏州河看到上游倾倒污物，下游舀水、做饭的不堪景象，到了后来，霍乱引起了侨民死亡，他们不得不采取点行动了。

　　1874年，一场与其说是早有预谋的事件，不如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生活习惯的不满的集体爆发。在中国人看来，那是外国人对于中国领土早有预谋的一次侵犯。

　　冲突的诱因是与法租界毗邻的四明公所。创建于1797年的四明公所是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及公坟，位于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旅沪的宁波人死后大多停棺公所，再择机运回家乡安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所内浮棺厝厝，每到夏季，臭腐蒸发，长久以往，无疑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这让住在旁边的法国人头疼不已。

　　当时的法国公使曾不止一次向上海道台抱怨：以大都市之上海而论，在距黄浦滩一里之内，即可嗅得腐败尸体之恶味……

　　而那时上海道台的态度却暧昧不清。一方面，宁波商人是上海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当地政界举足轻重；而另一方面，“以商制夷”的外交策略，也让那些政府官员甘愿退居二线。

　　于是，在屡屡抗议无效之后，法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四明公所早在1862年就被划入法租界内，法国人打算采取以城市化的进程来扫除眼前中国人的陋习。

　　事实上，欧洲人来到上海以后，也是这个城市近代化运动的开始。外国人在上海老城厢的旁边建立起了一座“近代化的新城”。1860年以后，这座由外国人控制的城区在继续扩大它的规模，并将西方的观念、制度以及制造业引入中国。起先中国人对于这种现代化的进程，还乐意接受。但这一次，事情却因涉及了中国人极为看重的身后事而起了变化。宁波人的同乡会自然反对筑路计划，这里放着旅沪打拼的宁波人尸骨，随意搬迁就是对祖宗的不孝，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即法租界工部局）提议，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并且愿意承担筑路费用。但法国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修路，而是要克服可怕的习惯，和习惯背后的致命疾病。

　　5月3日下午，300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的住宅，后者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这时，事态扩大到华洋冲突的边缘。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了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华人数名，伤20多人。

　　法国领事和上海道台都不愿意引起更大的麻烦，于是最终法国人做出了让步，放弃了这项筑路计划，但四明公所内的阴影始终缠绕在他们心头。

　　又过了24年，法租界的发展突飞猛进，四明公所已经成了都市里的坟场，令人侧目。不发生疫情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到了传染病爆发的当口，这里就注定又成为冲突的焦点。

　　1898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死人无数。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这一回，法国人率先打算与宁波人谈判。法国人找来了宁波人虞洽卿，后者当时是洋行的买办，精通英语，很会办事。法国人提出愿意以高价收购四明公所的土地，他们希望虞能够从中沟通、斡旋。法国领事白藻泰是个精力不佳的老朽，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宁波小伙子最终把给他耍了。

　　虞洽卿当晚就在四明公所召集了宁波商人开会。他的打算是先稳住法国人，然后发动全城的宁波人抗议，让他们措手不及。

　　很明显，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之后引发的冲突导致了5个宁波人死亡。

　　宁波同乡会一面开追悼会，一面发动大家不再为法国人服务。虞洽卿说：凡是为法国人服务的宁波人和其他中国人，你们的工资由我们四明公所出，不要为他们干活，直到法国人向我们赔礼道歉为止。

　　那时候的上海是宁波人的上海。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充斥于各行各业，不少握有实权。怀着淘金梦的宁波人几乎控制了这个城市的服务行业，比如当时的洗衣大王沈洪赍，后来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洗衣人，就都不给法国人洗衣服了。

　　《新闻报》和《申报》刊登了法国人为争买四明公所地皮造成流血事件的新闻。随即，学生和商界都起来响应，打出的口号是“中国的土地上不许法国人杀人。”接着，宁波人发起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紧紧围着法国领事馆。

　　黑压压的人群，高举着石头，领事馆的玻璃窗于是就都碎了。中午时分，法国领事馆里的中国厨师都不见了，法国人只得咬面包。晚上断水、停电。第二天，厕所也没人打扫了。送去换洗的衣服，店主一听是法国人，立马摇头。

　　法国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努力再次触礁。

　　最后谈判是双方都做出让步：法国人答应保留四明公所，中国人承诺不再往那里放新尸体。

　　“虎疫”成灾

　　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显然不是一两次民族主义的冲突能够改变的，好在四明公所事件之后，上海的中国人开始决定试着自己把上海建设得像租界一样了――这更多地是出于对于洋人租界发展的遏制与反弹。

　　在这期间，洋人对于中国人的卫生影响还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l870年，即将上任的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得华•亨得森博士号召在上海来一场接种牛痘的运动，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台的支持。

　　但是，来自民间的反应却是寥寥。

　　中国人对于西医还充满恐惧。无奈之下，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祭了“杀手锏”，他们公告，愿意接种的小孩给钱每人给300文的赏钱！此后，愿意接种的华人才逐渐增多。

　　而至于传染病消息的来源，向来是让洋人们头疼的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当局掌握传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报告――中国人向来不愿意把自己家的丧事，去大白于天下。1932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乱时，工部局不得不规定，每报告1例霍乱，酬银l两。

　　而这一年，霍乱在全国大规模爆发。庆幸的是上海有洋人建立起来的微弱卫生体系，在其他地方，那一年的霍乱，就是“虎疫”成灾。

　　那一年的中国不太平。头一年，“九一八”事变，转年1月3日日本人攻陷锦州，东北沦陷。月底，“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向中国南方重镇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一次淞沪抗战，至3月14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至此，除了东北的抗日和江西的“围剿”，中国大部分地区战事停息。即将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瘟疫于此时悄然登场。

　　这次霍乱对于中国的打击，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此前，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已致使全国饿殍盈途，到了1932年，霍乱夺去了许多吃不饱肚子的人。

　　这个国家的卫生体系，此前尚未建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05年清政府倒试图建立过一套从中央到省级的卫生行政系统，甚至州县的卫生事业也有专人负责。但由于随后清朝迅速覆亡，这些措施还不及实施。

　　因为没有成形的卫生体系，全国的死亡人数没有专门的统计。国民政府海港检疫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的估计是，霍乱侵入23个省，312个城市，病者10万人以上，死亡约34000人。

　　这个估计略显保守。8月15日《大公报》称“关中虎疫已蔓延四十二县，死亡数有报告者达二万二千余人，西安日死百余人”，9月6日《大公报》称山西死于霍乱者已达万余。8月10日《大公报》报道“洛阳疫炽，死者万人”。

　　按照《大公报》的说法，仅陕西、山西两省加洛阳一地死者已达四万二千人以上。

　　中国的霍乱年代降临，情形与上个世纪的欧洲惊人地相似，人们在黑暗时刻对于灾难的描述也如出一辙。

　　在山东，“哭声遍野，吊旗飘飘，棺木售空，因惧传染，无人敢任葬埋”；

　　在江西，“棺木出售一空，死亡逃避，乡村已断人烟”……

　　1843年，当上海开埠，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糟糕的卫生习惯时，他们脑子里或许就是这样一幅霍乱时代的惨痛记忆。而西方人针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接连遭遇了流血。

　　如今，位于黄浦区人民路830号的四明公所只剩下一座牌坊，淹没在周围的大片楼宇之中。它之所以留存到今天，是因为它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念地被存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