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洛伊德给埃米·冯·N夫人进行了治疗，这个病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癔症病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想通过催眠来达到宣泄的目的。

　　这可以看做是精神分析在治疗理论上的第一个假设，即：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癔症症状——引者）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情感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

　　弗洛伊德在一开始就把处理情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创伤性事件必定伴发有相应的创伤性情感，渲泻并不是单纯的记忆再现，而必须要包括与其相伴发的创伤性情感才会有效。可以说，正是考虑到了情感这一因素及其在文化中的意义，才有了后来精神分析中的一系列理论假设。

　　案例回顾

　　埃米·冯·N夫人40岁，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庭，23岁结婚，丈夫是个显赫实业家，比她大很多，婚后不久即死于中风。这之后的14年中，埃米一直为各种病痛所苦，频繁在各地旅游，接受过电疗、水疗等。她有两个孩子，他别为14和16岁，患有神经过敏。后来，埃米的病情加重，有抑郁、失眠、疼痛，被推荐到弗洛伊德处就诊。弗洛伊德建议她与孩子分开，住到疗养院去，以便可以“天天去看她”，埃米接受了。

　　弗洛伊德几乎是按照日志的方法逐一记录埃米的治疗过程，在讨论中，他把重点放在说明癔症的发病机制和各种症状的关联上。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埃米“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对象”。

　　因此，他一开始用的仍然是催眠暗示：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一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于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她，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平静的样子。

　　但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弗洛伊德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让病人接受暗示，他开始在催眠状态下与埃米谈话，并引出了埃米的一连串童年的经历：

　　傍晚，在催眠状态下……我问他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痉挛。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出乎意料之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被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